选日择吉 商人尊崇祖先庙号选用日干择定祭日
选日择吉 商人尊崇祖先庙号选用日干择定祭日
商人十分尊崇祖先，他们将已故祖先的神主放入宗庙中进行频繁、隆重的祭祀。祖先庙号选用日干，祭祀时又根据庙号的日干择定祭日。
商人庙号来源的研究成果众多，按内容可分为五类，即庙号源于生死日、次序、社会分组、卜选和择吉。其中，庙号源于卜选和择吉的说法较为合理。
前者基于为两组确凿的甲骨卜辞选日择吉，而后者符合商代的占卜习俗与择吉观念。但这两种说法仍有不完善之处，即没有完全解释商人庙号中的规律性现象以及庙号可为生称的现象。
从时代与文化内涵上看，商代生称庙号的现象与西周生称谥的现象最为相近。西周生称谥现象有大量的金文例证支持。传世文献对西周谥号的相关记载，远比对商代庙号的相关记载完善。
商代生称庙号的成因，可以借助这些资料。商人的庙号与后来的谥号相一致，非名亦非字，而是一种尊号（美号）。商人有日神信仰，故而以日干为尊号。这种尊号是其人功绩的高度概括，不仅限于死后卜选而得，生前亦可通过卜选使用。
一、商人庙号来源众说述评
关于商人庙号的来源，一直是讨论的焦点。根据胡辉平、曹定云等人的总结，说法约有11种，分别为生日说、庙主说、祭日说、死日说、致祭次序说、两组执政群所组织的庙主分类制度说、卜选说、吉日说、冠礼和婚礼说、嫡庶说、葬日说等。
加上后来曹定云提出的“宗族行第说”和郭静云的“虞日说”选日择吉 商人尊崇祖先庙号选用日干择定祭日，共计13种说法。其中，将庙主和祭名独立成说的观点值得商榷，因为三国蜀谯周和王国维虽然分别指出商人庙主与日名、祭日的关系，但并没有解释庙号的由来。
商人日名来自生日的说法早在汉代已经出现。甲骨文发现后，王国维首先注意到商人日名与祭日的关系，而对于商人日名的来源，王国维认为商人的日名是死后由子孙所定。
王国维的观点没有脱离旧有的“生日说”。屈万里在溢法滥觞于殷代论一文中同意王国维的说法，他在传世典籍找到先秦时人重视出生年月日的线索。
庙号源于次序的说法主要有两种：一是陈梦家的“致祭次序说”，二是曹定云的“宗族行第说”，二说都源于清人吴荣光的观点。
关于商人庙号来源，目前学界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李学勤提出的“卜选说”，他认为殷人的日名是死后卜选而来，并提供了甲骨卜辞依据。
张光直发现殷王庙号虽然用十干，但各干在殷王世系中出现的次数不一，其中甲乙丁三干更是占了商王庙号的半数以上。这种现象直接否定了以往的“生日说”“死日说”和“次序说”。
因为这三种说法有一个共同之处，即属于统计学上的“随机抽样”，在随机抽样的情况下所有日干出现的概率应该相差不大。如果商人在卜选庙号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前提，那么占卜仍然属于“随机抽样”，也不利于“卜选说”的成立。
有人认为商人以日干为名应是源于社会分组，可分为二种说法：一种是张光直提出的“两组执政群所组织的庙主分类制度说”，或称“乙丁制说”；另一种是朱凤瀚提出的“嫡庶说”。
杨希枚和吉德炜都在李学勤“卜选说”的基础上，说明庙号与吉日有关。杨希枚认为“商人不仅应有丧葬大典之卜，且应有择元辰、卜吉日之俗”，庙号的合理解释是源于卜选祭日。
而商王族祖孙同名，兄弟异名的现象，则可从民族学资料中找到大量例证，这种命名原则实与商王名号的来源、家族结构和婚姻形式无必然关系。
二、商人庙号命名制
庙号是商人对祖先神祭祀时所使用的尊号，一般由两部分构成：前一部分为亲称或区别字。亲称表示受祭祀者与祭祀者之间的关系，而区别字则是为了区别不同的祖先神，在日名前所加的不同种类的字。
这些区别字可分为方位、次序、宗法、庙主、数字和谥号等类型。而庙号的后一部分为日名。商人用十天千作为日名，不同的庙号可以有相同的日名，日名的选择具有规律性。
商王族庙号的命名规律可归纳为：一、日干在商王庙号出现的次数不一，甲乙丁三日名占商王庙号的半数以上。二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妻异名：其他关系中的家族成员庙号命名则没有太多限制，可同可异。三，祖孙庙号偶有相同。
传世文献与古文字材料中的庙号（日名）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。第一，虽然各种统计都显示商人日名在十干中的频次不一致，但商王庙号与金文中的日名在十干分布中呈现的规律性并不相同。
如果比较商王庙号与金文日名的所属时期和所属者，就能找到这种差异的原因。金文的日名资料主要存见于商代晚期，而又以武丁到帝辛时期居多，甚至少量的日名属于西周早期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商王廪辛至帝辛的庙号都用偶数日干，与金文中的日名统计反映的现象一致，这恐难以巧合来解释。
第二，金文所见的庙号命名制与商王族有异，金文中的庙号可以“父子、兄弟、夫妻同名”，而商王庙号则严格遵循“父子、兄弟、夫妻异名”的原则。
商王自上甲以降用十干为庙号，其选择方式有两种，一种为按十干顺序追命，一种为通过占卜的方式卜选。
世系中上甲、报乙、报丙、报丁四王的庙号是按十干顺序追命的，示壬、示癸二王之后的庙号都是采用卜选的方式，卜选是商王庙号的主要选择方式。
示王至帝辛的庙号中有六甲、五乙、一丙、六丁、一戊，二己、四庚、四辛、二壬、一癸，可见庙号的日千分布频次不一，其中甲、乙、丁、庚、辛五日出现最为频繁。
商王庙号与商人吉日相关，多选用甲、乙、丁、庚、辛五日，而金文日名则多选用乙、丁、己、辛、癸五日，之间显然存在矛盾之处。
商王庙号与金文日名同属于商代的庙号系统，商人庙号确与吉日有关的话，金文日名应如商王庙号一样多用甲、乙、丁、庚、辛五日，而不是多用十干中的偶数日干。
商代后期，廪辛至帝辛的庙号使用乙、丁、辛三个偶数天干，与金文日名集中分布在偶数天干的现象相似，说明了商代晚期庙号卜选偶数日干的倾向性。
杨希枚根据先秦的传世文献和民族学资料，认为商人“因崇念祖先
而从祖命名的习俗下，王族族谱上也就无可避免地呈现比较显著的祖孙同称现象，且以同名甲乙丁者尤多”。
这个想法合理解释了庙号选用日干的频次不一问题，也合理解释了祖孙同名的现象。总之，商人的吉日和从祖名制观念等都是影响卜选庙号的因素。
三、商人生称庙号和成因
商王名号按生前死后可分为生称和庙号两大类，生前之名不用日干，死后庙号使用日干。随着新材料的出现，甲骨金文中可见不少生称日名的例证，需要对庙号在死后选定的观点进行纠正。
花东卜辞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出的一批甲骨资料，根据整理者统计，这批甲骨共有1583片，其中有字甲骨689片。
我们认为人物“丁”为时王武丁的观点是合理的。根据花东卜辞中“丁”“庚”二人的相关辞例，说明商人可以使用日干作为生称。
青铜器铭文中同时包含作器者和受器者的日名，并有亲属称谓可以判断两者关系。前面的日名是作器者，后面的日名是受器者。部分青铜器铭文还同时出现作器者的日名与私名，总之，丰富的甲骨金文资料表明商人日名可为生称。
日干称谓，是商代的一种名号制度，学界称为“日名”或“庙号”。但它究竟是商人的名、字，还是号，还存在分歧。但可以肯定选日择吉，商人的日干称谓非名亦非字，而是一种尊号。
商代史料缺少对名号制度的记载，无疑给探究商人生称日名的成因造成了不小的困扰。既已说明，商之日名与周之谥号同是一种尊号，那么分析商人生称日名的原因就需要借助西周生称谥的资料了。
传世文献中的“生称谥”现象，较大可能出于后人的追记选日择吉，东汉以下，史家记录更为规范，这种情况就较少出现了。而且先秦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屡经增删选日择吉 商人尊崇祖先庙号选用日干择定祭日，很难仅凭文本中的语境做出“生称谥”的判断。
虽然周初是否为这种名、字、伯仲之号、谥的制度比较可疑，但周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名号应该是可信的。商代生称现象也应如此。
甲骨金文中较少的生称日名现象，是日名授予的条件造成的。
小结
关于商人庙号来源的解释可分为五类，即庙号源于生死日、次序、社会分组、卜选和择吉。庙号源于生死日、次序和社会分组的观点，或缺少关键性证据，或已被出土文献证伪。而庙号源于卜选的观点，则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卜辞证据。
商人选用庙号显然具有规律性。商王室庙号的命名规律反应为：一、甲乙丁三日名占商王庙号的半数以上。二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异名。三、祖孙庙号偶有相同。
而金文显示其他商代贵族的庙号命名原则与商王族不同：一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庙号可以选用相同日干。二、庙号集中选取偶数日干。
商王室与其他贵族庙号选用上的差异，原因大致有两点：首先，两者涉及的时代不同。史料较为完整地反应了整个商代诸王及其配偶的庙号，而金文中其他贵族的庙号则多是商代晚期的情况。
其次、可能也与两者身份地位上的差别有关。王族祭祀应较地方贵族更为庄重而严密，因而王族庙号严格遵守父子、兄弟、夫妻异名的规律，其他贵族则没有这种严格的规定。
